我在1925做新闻民工

一枚冰冷的倒计时秒针，嵌在耳膜深处，滴答作响。腿伤处传来的灼痛，反而让头脑异常清醒。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危险。他给出了时限，也划下了界限。界限之外，是他和他背后力量的“特别窗口期”，是漩涡的中心。我没有直接去同文社可能聚会的任何地点。周豫才先生约定的“三日后”已过，临时召集风险太大。张承玺能找到我，意味着我的活动范围已被某种力量标记。此刻，信任的半径必须收缩到最小。我在贫民区更深处七拐八绕，最后钻进一条臭气熏天、几乎被垃圾堵塞的死巷尽头。那里有一个用破油毡和烂木板搭成的窝棚，是之前躲避追捕时偶然发现的临时藏身处。里面堆满杂物，空气污浊，但足够隐蔽。我蜷缩在角落里，就着从破洞漏下的惨淡月光，最后一次检查香烟锡纸上的符号、陈晨带来的北伐消息碎片、以及张承玺透露的离港时间窗口。贝尔加马号，明晚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