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出癌症那天，我和全家断亲了

遍了半个中国，四处求医问药。那时候，余舒雅就总在我耳边说：“别治了，有这个时间和闲钱，不如我们再生一个。”那语气，仿佛在谈论一件可以随时丢弃的旧物。我固执地坚持了下来，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就去外面打零工。求爷爷告奶奶地借钱，硬是把女儿的病给治好了。而她余舒雅，一分钱没出，只说自己工作忙，没精力管。我信了，毫无怨言，只当她是为了这个家。可后来，她的“好兄弟”孙立诚搬来了我们隔壁，成了我的邻居。余舒雅总说他一个人不容易，让我多帮衬着点。我心宽，真把他当亲弟弟一样看待，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总会给她送去一份。直到女儿动大手术那天，我打了无数个电话给余舒雅，她都说单位有紧急任务走不开。后来我才知道，是孙立诚的父亲生病住院，她在医院里忙前忙后，比对自己亲女儿还上心。我当时气得要跟她离婚，她却抱着我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