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在了我们结婚纪念日的第7天，他却在和别人度蜜月

监测仪,发出最后一声绵长的、刺耳的蜂鸣,然后归于平静。很疼。死的时候真的很疼。像有无数把小刀子,在我身体里搅。但我没叫,只是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廉价的水晶灯。签下那份协议时我就知道,我活不过第七天。我的灵魂很轻,飘了起来,穿过天花板,看到了楼下那辆黑色的宾利。顾砚臣的助理,正撑着一把黑伞,面无表情地站在车门边,等着医生宣布最终结果。一切都像早就排练好的。我的葬礼办得很快,也很安静。来的人不多,除了我那个还在重症监護室的弟弟,大概就是顾砚臣花钱请来的、几个负责哭的朋友。顾砚臣也来了。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胸口别着一朵白花。他很高,站在那里,像一棵沉默的、不会为任何人弯腰的松树。他的表情很淡,淡得像一杯白水,看不出任何情绪。他没看我的遗像,那张照片还是我们领证那天,在民政局门口,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