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的故事是简单而又复杂的，它表面上是讲述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基泽一家，用尽骗术，瞒天过海将全家四人包装成课外教师，心理治疗师，司机，佣人，各司其职的成功寄生在了富人家庭。基泽一家四口因此成为了电影中最先被观众认同的“寄生虫”，但这其实只是电影的冰山一角，奉俊昊透过身份悬殊两个家庭关系的建立，并不是为了单向去展现一场穷人依赖富人生存的寄生关系。
电影中的朴社长一家是立于上流社会的家庭，表面上看他们是被寄生的对象，但他们其实也是寄生虫，财富给他们带来的不只是体面高雅的生活，也是生活和认知能力的退化。他们需要寄生在司机，佣人，家庭老师这些人身上，吸取他们的养分，他们同时又寄生在上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家教要名牌大学生，司机要服务过其他富豪的司机，佣人也要最专业的会所定制，一切必须要符合上流社会家庭的体面。基泽一家的骗局并不缜密，一个电话就可以戳破一切，但他们却最懂有钱人不较真，要体面这一死穴。
这部电影一个颇为高明的点在于奉俊昊并没有把朴社长家塑造成一群为富不仁的反派，相反电影开始便透过基宇朋友的言谈将朴社长妻子设定为了“单纯”的存在，而基泽一家在与朴社长夫妻的接触中，作为富人阶级的他们也带上了伪善的面具，但这幅面具下电影把“气味”作为了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节点，朴社长夫妻对“穷味”漫不经心处展现的生理性厌恶，即体现了阶级差距即便在现代社会同样无孔不入，也酿成了电影最终的悲剧。
朴社长家的旧佣人是电影走向悲剧的导火索，如果没有她为了躲藏于豪宅地下室里老公的再次出现，朴社长家与基泽家微妙的双重寄生关系并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被打破，因为他们已然都各取所需的获得了一种暂时性的稳定共生，基泽家寄生于朴社长家供给的财富下，朴社长家则寄生于基泽家提供的服务和虚名中，但也正是旧佣人这一角色带来的转折赋予了电影以更深层次的社会寓言。
正如同这个社会没有永远的奴隶与主人，这个社会同样不会有永远真正固化的阶级，当阶级上升的正常渠道被切断，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间的差距无法被缩小，看似善良无害的上层阶级终有一天会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会露出发自内心对底层阶级穷困的鄙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