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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拿出手机，删除了所有家庭群，删除了他们的照片，删除了那个叫了二十四年的“家”。然后我拨通了李医生的电话：“李医生，我想预约一个全面检查。还有，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日后想申请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但不是定向捐献，该怎么做？”电话那头，李医生笑了：“阮小姐，欢迎你做出这个决定。这才是真正的奉献。”是啊，这才是真正的奉献，不是被迫牺牲，而是自愿选择。三个月后，我在新闻上看到，我妈等到了合适的肾源，手术成功了。新闻标题是：“六旬母亲苦等三年，终获新生”。配图是她和我爸、我弟的合影，三个人笑容满面。新闻稿里写，儿子辞去工作专心陪护，感人至深。还是和从前那样，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也好，我们本就是陌路人了。上个月，我收到了一个陌生的邮件。邮件很长，说妈妈术后恢复得不好，需要长期吃药，家里经济紧张。最后问：“姐，你能借我十万吗？毕竟咱们是一家人。”我没有回，再次拉黑了阮浩。昨天，我去做了体检。左肾的囊肿奇迹般地缩小了一些，医生嘱咐我健康生活，定期检查。从医院出来时，我在门口的花店买了一束雏菊，送给我自己。抱着花走在街上，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手机响了，是李医生：“阮阮，晚上一起吃饭？我发现一家很好吃的川菜馆。”“好啊。”我说。挂断电话，我继续往前走。路很长，但我知道方向在哪里。我的肾还在我身体里，完整地、健康地跳动着。而那个叫“阮阮”的女孩，终于学会了爱自己。三个月后，我搬进了新公寓。和亲戚们也大多断了联系。偶尔在街上遇见，他们眼神躲闪，我也懒得打招呼。我在一家公益组织找到了工作，帮助那些被家庭暴力、被封建迷信迫害的女性。李医生，成了我的同事兼男友。“下周有场反迷信讲座，你要不要去讲讲？”某天午饭时他问我。“讲什么？”“讲你的故事。”他说，“很多人需要听到这样的故事，知道她们不是一个人。”我犹豫了。把伤疤揭开给所有人看，需要勇气。“你可以用化名。”李医生补充。“不。”我说，“用真名。”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讲座那天，台下坐满了人。有年轻女孩，有中年妇女，还有几个男人大概是陪家人来的。我站在台上，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我叫阮阮，二十四年来，我的家人都叫我‘灾星’”台下很安静，有人擦眼泪，有人握紧拳头。讲到最后，我说：“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告诉所有人。如果你也被贴上标签，被说是扫把星、灾星、克星。请一定相信，那不是你的错，错的，是那些需要借口来伤害你的人。”掌声雷动，持续了很久。讲座结束后，一个女孩红着眼眶来找我：“姐姐，我奶奶也说我是灾星。因为我出生后家里生意就失败了，我差点就信了。”我抱了抱她：“你不是。”三个字，重如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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