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的那一张脸可是他的招牌啊，高晓松还经常的在微博上放出自己的大脸照，不少网友问高晓松的脸是病吗？高晓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自称脸大有因命好无解。
“我真没想到就这张脸有五亿次浏览量，”高晓松觉得不可思议。开播两年的《晓说》结束，浏览量破了五个亿。“再乘以分钟的话更可怕，150亿分钟盯着这张脸看，想起来夜里都做噩梦。”两年前，连优酷也没有预见到，一个长得不帅的人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的视频节目竟会成为互联网脱口秀的开拓者——当时，他们只派了一个人扛着机器去美国录了第一期。
高晓松仍然没有在外表上花太多心思。第一次见他是在《晓松奇谈》的录制现场，镜头只拍上半身，他穿着黑色衬衫，配一条松垮的短裤，踩着拖鞋。第二次见面是在拍摄宣传片的片场，军绿色的无袖背心搭配军绿色的皮短裤，是莽汉和嬉皮的混合体。坐下来，他生生把采访变成了“晓说”。这也解释了不靠脸也可以撑起数亿次关注的原因。他的思维几乎不会被打断，有时谈话间还要去拍个照，回来后马上接上，“就刚才那个问题我还想到……”内容博杂，从音乐到电影，从历史到互联网的未来，话题少有死角。他的口若悬河绝非不设防，对于他不愿意讲的内容，比如为什么从优酷转到爱奇艺，一直和记者打太极。
高晓松少年成名，玩音乐、拍电影、写书，在30岁之前进入当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的管理层。2011年的酒驾入狱是他人生的低谷，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携着《晓说》卷土重来。不久前，他编剧、监制的电影《同桌的你》票房过了4.8亿。“我就是命好，”他反复强调，“我的脸为什么这么大，就是一个一个馅饼给砸的。”
我40岁之后，自己的生活是很明确的，我就是卖艺。不像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我现在不创业、不经营公司，我只卖艺，你经营就好了。
我们家吃饭时最爱聊国外的事儿，从小训练记国旗背首都，后来我自己闲着没事把各国的煤产量钢产量都背了一遍。我们家人最讨厌胡说八道，我想知道什么事儿，他们会为我写一条子，说这个事你去找某某院士，人家研究这一辈子了。大家都住一块，最多穿过这门进了北大那门，或者穿过那门进了中科院。
我就养成一毛病，走到哪里都喜欢和知识分子聊天。《晓说》第二季我去了很多国家，旅游局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家都说要去哪个饭馆、哪个景点，我开一个三五人的单子，都是那个国家最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去西班牙我说要见导演阿莫多瓦，实在没约到，就把他的两个御用主演约到了，也挺好。
不过我的心态是，没有特别想把某件事当作终身的事业为之奋斗。我不爱负责任，从小最想做的职业就是门客。我随便说，公子听完去和皇上说，皇上把他斩了，那就再去别人家当门客。公子一说皇上高兴了，回来赏我美酒美姬，多好，献言不献身，尽力不尽意，我说话就完了，咱别为了一事业献身了。对时代也是，我尽力，但不陪你殉葬。
“我给许多学校的历史系教授写信，说招我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您的学术观点一下子有很多人听；一个是您原来只能卖250本的学术著作，我帮您翻译，一下能卖好多本。”什么时代来了我都是门客。小时代来了，我就和大家聊聊吃喝玩乐；大时代来了，我就跟大家聊聊大时代是怎么回事。
现在又是一个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已经容不下这么多钱了，自然要往外扩张，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现在美国人人都知道一件事，你们手里的钱比美国人多。我这几年有切身感受，之前到美国约人谈事情都得一个月以后，现在约，人家问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未来10到20年，电影、音乐、脱口秀产业最典型的合作方式是中国的钱加美国的高端团队。再过一二十年，可能美国团队都不用了。
有时候午夜梦回，我会自己吓自己一跳，觉得还得去读个博士。因为我成长的家庭环境，可以不是院士，但好歹得是一博士。我妹妹40多岁，带两个孩子，前年读了博士。她说我和你一样，夜里醒来发现自己不是博士，说不过去。
